2019，互联网公司都不好战了

推荐理由：2019年，各大互联网公司都很“消停”，原因无二，经济寒冬里大家都不好过。没有战争的互联网世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到底少了什么呢？可能是烧钱补贴，可能是舆论大战，可能是风口少了，也可能是鼓吹了许久的免费模式不灵了……

创业风口渐熄、行业巨头止战、资本不好过、规则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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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万珮 甄祥晴
来源丨投中网商业深度

2017年3月某个深夜，一群ofo运营人员直接把车铺到摩拜的办公室楼下。不料这种带有挑衅意味的行为被摩拜CEO王晓峰撞见——他刚好结束一天的工作，走出办公室，看见满地的ofo，扭头便打电话。“一会儿就有人过来铺摩拜的车。”其中一位运营人员回忆。

这种场面似曾相识。2016年9月，摩拜第一次来北京开发布会当天，就把车铺到了ofo大本营——北京大学。在北大某一宿舍楼旁边，突然多了一列摩拜，与ofo并排而立。

这不过是商业战争中极为普通的一幕，普通到在过去几年每天都发生。但对比2019年，这一切又变得不同寻常起来。

如果有心，你会发现——2019年，是创投圈稍显沉寂的一年。诸如滴滴快的、摩拜ofo般大的战役已经消失，2018年吹起来的少数几个风口也在2019年呈现了收缩局势。

一路高歌猛进的资本突然踩下刹车，要求创业者们收窄战线、关注变现。而在遍地是机会的时代，身处浪潮之中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似乎都默认企业规模足够大才是游戏制胜的法则。

所有人都变得很难，市场上已无高昂的论调。即使是被喻为风口项目捕手的朱啸虎在媒体面前也开始多次强调“保守”。在此前，他更愿意公开谈论的是速度和规模。

这些变化并非毫无原由。周期性的资本寒冬是一方面，更根本的原因是，放眼望去，中国消费互联网所有红利都已耗尽——流量红利见顶，商业模式的创新走到尾声，每一条赛道上都有巨头的身影。没有旗鼓相当的对手，就不再有正面交锋的大型冲突。有创业者感叹，原来你会有一个Bigdream，去做一家伟大的公司，现在只想卖给BAT。

世界变了，规则也随之改变。比起唯快不破的消费互联网时代，如今，产业互联网的逻辑有所不同：每个产业都相当复杂，都是独立战场，广告烧钱无法起量。

地盘没了、选手没了、弹药没了，连规则也没了。旧的江湖已不可恋战，新的战场还在酝酿。这是平淡无奇的2019年。

创业风口渐息

2019年第一场战争结束于社区团购。2019年1月，松鼠邻家CEO高振刚发现数据“哗地一下”从2000万跌到600万，即便春节后曾小幅上升到1000万，那之后也再涨不动了。他预感到刚谈好的融资要告吹——事实也如此，当他把数据同步给之前有意向的投资机构时，对方立刻作出“赛道天花板已现”的结论，便毁约了。

“有什么可意外的呢？如果数据不增长并且还处在亏损阶段，投资人有什么理由要把钱给你？”

形势所逼。两个月后，高振刚在砍断供应链断臂求生和孤注一掷求增长之间选择了前者。连续创业的经验告诉他烧钱不理智。将百余人团队收缩到六、七人后，他在最后大溃败局面出现之前成功抽身。

而在社区团购诞生伊始，大部分投资人都认为这是新模式和新机会，资本扎堆涌入。根据QuestMobile数据，社区团购2018年融资额为40亿，涌现出大大小小共200家平台。高振刚称，2019年春节过后，资本开始集中撤离，只剩少数会押注头部企业。前后不过一年时间，社区团购的风口潦草收场。

此后，生鲜电商、小程序，乃至电子烟，这些在2018年刮起来的小风口都逐渐趋于平静。

高振刚是幸运的，主动选择休战让他“既没有欠货款，也没有欠薪”。但大多数公司没有意识到烧钱的危险，只能走向破产结局。数据显示，截止2019年12月6日，共关闭公司327家。与此同时，各种暴雷、维权的新闻见诸于报端。

不止一位投资人对投中网说，站在行业的上游，尽管能从更细枝末节中感受到形势严峻，比如同行们对自己投的项目犹疑不决，迟迟不下手时，但看到那么多新闻还是被“shock”了一下。

资本正变得没有耐心。梅花创投创始合伙人吴世春告诉投中网，很遗憾，很现实，“今年我和创业者说得最多的就是保护好现金流，把你能融到的每一笔钱都当成是最后一笔钱”。

为了融到钱，高振刚曾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见了上百位投资人，与他合作的两家FA平均每天对接6-7家投资机构，“最后一家也没投”。

但创业者未能很快适应游戏规则的变化。生鲜电商公司呆萝卜在2019年10月底才在投资人压力下，通知研发部放弃规模转头去追求盈利。但在呆萝卜中层刘峰看来为时已晚。

一个月后，“即使在合肥已经做到收支平衡，但现金流彻底断裂，公司经营也便无以为继。”刘峰说。呆萝卜一度是生鲜电商的头部公司，曾于2019年6月获高瓴资本领投的6.34亿元A轮融资，拿到融资后疯狂扩张，9月线下门店数量超过1000家。

多位采访对象告诉投中网，今年“打不动仗了”，大家都在观望。“这就好比打篮球，不管上半场状态有多好，打得有多激烈，但总是应该中场休息一下，才能保持后半场的高强度输出。”其中一位如此说道。

行业巨头止战

新的枪声还没来得及打响，旧战场也已经偃旗息鼓。在创业者、投资人信心急转直下的2019年，也很难再看到从前诸如团购、外卖、网约车、共享单车等战火焦灼的大型战役，并且这些赛道的幸存者之间也不再刀光剑影，反而以强者的姿态收割市场。这也许是最富远见的投资人都无法预测的事实：在共享单车百亿美金的教训之后，世界就掉了个个儿——市场上不再有大量的热钱再造一个“滴滴”、“美团”，选手们也只能在烧钱这件事上按下暂停键。

作为跑街串巷的一线员工，林邻能从更细微处体会到战势的变化——“从前炮火连天，现在根本就不打了。”林邻曾于2015年入职大众点评，后又于2017年因两家合并而归入美团。O2O战场上曾有十万地推军，他作为十万分之一，亲身并完整经历过从0到1的蛮荒开拓期。在前期，双方为了抢夺商家，擦枪走火的事情时常发生，比如在破独和反破独（注：破独指攻破独家商家）的拉锯战中大打出手；又比如当碰巧同时拜访一家商铺时会彼此防备——一方会装作闲逛的姿态转身走掉下次再来；还比如即使是频繁见面的邻里也从不互加微信，总是有敌友的“界限感”。

这种大型战役通常还有无数牺牲者，安传东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短暂地参与过外卖这场战斗，也在更高视角看到了前线战火的猛烈。2015年夏，安传东在内部提出“做校园外卖第一品牌”的战略目标，这本是一门小而美的生意，商业模型完全立得住，但是没想到被大玩家打了个措手不及——这场战争持续了不过3、4个月。资金链就彻底断裂。

这条赛道在2018年美团收购大众点评、阿里先后收购口碑、饿了么后，变为美团和阿里的较量。身处同一战场的两大巨头之间虽然还是泾渭分明，但是彼此的敌意被动地减弱了。彼时饿了么CEO王磊说，从7月到9月，每个月投入补贴10亿扩大市场份额。而到了2019年，饿了么不再对外宣称补贴数额，王磊明确对外表示未来不会再有疯狂的补贴大战。一位阿里巴巴员工告诉投中网，对于阿里来说，今年营收成为了一个更加重要的指标，例如，一个新业务线如果不能看到明显的变现前景便会立刻调转方向。

合并后，林邻的工作重心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由激进地拉拢变成更为激进地收割商家。刚开始是收广告费，后又变为推广收银系统。而在两个月前，他失去了这份历时四年的工作，美团将其所在的地方站由直营转为外包。撤站的原因也并不复杂，对美团而言，外包无疑是更为经济的方式。

种种迹象背后是当美团作为一家商业公司占据垄断性优势时，它开始从追求规模转为追求盈利。财报披露，美团点评2019年第二季度实现盈利8.76亿元。

2017年夏日，另一著名的战场——摩拜ofo仍然在殊死搏斗时刻。据投中网了解，当时滴滴三名高管空降ofo，在滴滴团队参与决策下，商业化让步于用户增长。ofo以数十亿元营收代价跟进摩拜的免费月卡战略，这被曾任 ofo中高层的赵雨看作是损失最严重的地方，“当时ofo订单峰值3000万，平均2000多万，以一单0.5元计算，一天有上千万营收，一个月就是3亿。”

两家公司如今有了不同的结局，ofo的创始人戴威和某些战略投资者坚持不合并，使得这家昔日明星公司如今不得不在身负巨额欠款下苦苦支撑，而它的劲敌——摩拜于2018年4月份卖给美团。

战争以后的景象是，2019年共享单车坐地涨价，起步价的计算时长缩短、起步价上调。一个明显的信号是，哈罗单车对外称，在全国投放的300多个城市中，其中200多个均实现盈利。一位哈啰高层对投中网称，这是共享单车回归正常商业定价的过程，“共享单车烧了一两百亿，头部公司跌得跟头太大，以至于认为单车业务本身是纯烧钱、公益性的。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刚需、高频的业务，本身也能赚钱。”

战火在更多的赛道里逐渐停息。比如滴滴逐渐提高抽成比例和客单价，比如快车起步价方面，除10时至17时平峰时段，从13元上涨至14元；共享充电宝在2019年最高收费标准已经达到每小时8元，涨幅达6倍；票补的时代也过去了，淘票票、猫眼相继在2019年宣布实现盈利。

于是，互联网公司开始回归商业本质的声音不绝于耳，而当互联网公司回归商业本质的时候，就是战事平息的时候。回顾以前，一位ofo运营人员告诉投中网，他曾经负责公司华北片区的车辆调度，在ofo撤城最后一刻才离开。他认为这非常具有象征意味，像是最后守城的士兵，而这样的经历在如今战火渐息的和平年代很难再有。

资本不好过

战争熄火的另一面，是为创业者提供弹药的投资人和机构们的艰难处境。身为投资经理的胡鹏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失业。一位很久没联系的老友问他最近是不是有空出来吃饭小聚一下，他立刻就答应下来，“有的是时间”。

尽管他不断面试，大公司、小公司、大机构、小机构都尝试了一遍，但要么没有下文，要么不靠谱，“真是什么奇葩都有”。比如，一家他觉得还挺合适的机构，聊完以后又决定把整个业务撤销；还有互联网公司新成立了一个小基金，业务方向完全不在调上。

有一个问题是共通的，胡鹏在面试中总是能遇到对方问到“项目如何退出？”。显然，投资机构比过往更渴望功成身退。这一波基金大多在2014年伴随着“双创”热而成立，到2019年底正好是第五年，到了丰收的时候。

但2019年以来退出结果并不甚理想，毕马威报告显示，在退出方面，第三季度亚洲地区退出项目数量接近40笔，退出企业市值不到200亿美元，2018年同期退出项目数量超过50笔，退出企业市值接近1400亿美元。

投资机构迎来倒闭潮。CVSource投中数据显示，2014年共有1724支基金，2015年，这一数据翻了2.7倍，有4757支基金，但截至2019年11月，仅剩下480支基金。

（基金数量变化图）

一位在深圳的投资机构负责人称，深圳平均每天有5、6 家投资机构倒闭。他所在的基金成立于2015年，但今年因为公司资金链断裂而倒闭了。

基金募资难成为普遍性问题。吴世春说，2015、16年能募到钱的基金，2019年都会遇到资金募集难题。大部分机构一整年都在为募资忙得焦头烂额，永远募不满，“比如一家LP只出3000万，但后面还要募集4个多亿，但可能当基金募集到8000万的时候，前面3000万的LP就出问题了。”吴世春强调，“所有机构都会碰到这种问题，只不过程度不一样而已。”

这会导致基金的寡头化趋势更加明显。GGV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符绩勋认为，有影响力的知名基金可能会融更多钱。CV Source投中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1月，每只基金平均融资金额为2.51亿美元，2018年为1.44亿美元，这一数字是2014年以来最高。

（单只基金平均融资金额变化图）

总而言之，资本不是保守，而是没有能力激进，“今年 PE/VC 不是一般的惨，而是’血惨’。”上述深圳投资机构的负责人说。

资金端的紧张会加剧创业者的融资压力。符绩勋记得，融资最疯狂的时候，每两三周都会有人要追加投资，而现在，周期可能延长到近1个月，甚至几个月到半年，“钱相对比以往少，投资人对于项目的要求自然提高很多。”

子弹没了，战火自然就小了。安传东明显能觉察到资本情绪的变化。2015年，安传东第一次创业，自称只是一个农村出生、什么都不懂的小孩，但在项目还是BP阶段时，就融到1000多万。投资方决定投资他公司的时间前后不超过一个星期。

这笔融资金大约晚上十点入账，安传东当时坐在位于水木清华园办公室的电脑前，抬头一眼就能望到网易和搜狐，他想这辈子是不是也有机会做一家差不多级别的公司。“扭转命运的不公”。那晚他激动地发了一条朋友圈，并跑上办公室楼上的阁楼发了一会呆。

但这种幸运并不持久。当他开始再一次创业的时候，创业者的好日子过去了。机构开始收紧钱袋子——他找了五六家投资机构，历时三个月才拿到钱。而通常来说，连续创业者本应更受到资本的青睐。

如今安传东正在进行第三次创业——“席读”，与前两次的扩张式打法不同，这一次他有意识地控制规模和成本，使公司处于盈利状态。

规则变了

主动或被动的休战只是表象，更本质的原因在于没新的机会，也没有新的钱。“确实是安静了，但其实也没什么可打的了。”一位创业者如此认为。

一名硅谷投资人把1990年谷歌、亚马逊发现PC互联网比作哥伦布、达伽马第一次出航离开葡萄牙。谷歌等公司在搜索、社交网络、电子商务等利润丰厚、尚待开发的业务上抢占先机，而后入者能从中瓜分的地盘越来越少。

在中国，情况同样如此。PC互联网时期，BAT崛起三分天下，十年过去，直到移动互联网出现才给了字节跳动、美团等公司新的机会。但移动互联网流量见顶，这一轮基于消费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也已走到尾声。创业者们回头一看，每个细分赛道上都站着巨头。

比如一位互联网猎头李福透露，在短视频领域，快手、腾讯、抖音公司内部的工作流程几乎一模一样，“已经同质化到这种程度了。”

地盘再次没了，投资人和创业者又开始寻找新大陆。

2019年，投资人更多提到的词汇是“产业互联网”，但多位采访对象提到，过去以烧钱换增长，取得规模化优势后再盈利的打法不再适合这片新战场。

符绩勋认为，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的打法逻辑不同。前者需要网络效应形成护城河和竞争壁垒，而后者更多比拼的是产品与技术。烧钱战术失灵了。

赵雨对此深有感触。他称过去的单车之战大家都默认先发优势，规模优势很重要。在效率和增长之间，ofo大多时候会优先考虑增长，钱先花出去了再算账。因为在两方实力相等的1V1战争中，对战者的思考路径会跟随对方的动作而变形，战火的大小无法控制。如果市场上总有对手愿意牺牲效率砸钱换取高速增长，“我们就不能停。”因为一旦对方增长地更快，“我们的市场地位就不复存在。”

但如今转换赛道，加入电子烟公司的赵雨更时刻关注外界经济状态与自身营收。如果对比，电子烟的烧钱速度与规模与过往相比只能算是“毛毛雨”。这一次，“我们会在考虑成本、质量、效率的情况下去获得增长，达成全盘的精细化运营。”

另一方面，资本击鼓传花的游戏也开始失效，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的现象频频发生。胡鹏说，之前有一家证券公司玩一二级套利，专门发现有上市潜力的公司突击入股后套现，现在这个逻辑已经不通了，“根本赚不到钱。”

这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据投中网统计，2018年赴美股、港股上市的新经济公司共57家，其中42家跌破发行价。

   （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图）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孙正义的传奇不再延续，Wework IPO折戟、Uber股价持续下跌，不仅他重金押注的上述两家公司出现持续亏损，软银集团也出现14年来首次亏损505亿港元，愿景基金更是浮亏额高达89亿美元。这让一向自信独裁的孙正义开始在媒体前反思，“自己的判断存在问题，我在很多方面感到后悔。”

吴世春认为，孙正义是上市前融资的主要买家之一，他的谨慎态度会将焦虑向前传导，投资人要开始考虑“孙正义不接手，项目还可以卖给谁”的问题。

旧的规则失效，新的秩序还待建立。此时，创业公司和巨头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收缩战线，商业化成为新的主题。李福说，今年商业化变现、大客户销售人才行情非常好，“打破头在找人。毕竟在产品越来越趋同的情况下，厉害的商业化人才是营收的关键，”——这是当下资本寒冬下的立命之本。

当移动互联网尚是一片蓝海时，聪明的创业者和投资人们用资本在不同领域复制出令人惊叹的商业神话，比如网约车领域的滴滴，团购外卖领域的美团，这种连续的成功让后来者跟随。但当摩拜ofo 的故事走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时，人们才开始反思：数据的极速增长或许令人兴奋，但正向的现金流才是一个公司穿越经济周期的根基所在。

（文中林邻、赵雨、李福、胡鹏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