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70年：不仅是一部电话的编年史

推荐理由：通信业的发展史也可以映射出整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脉络，一步通信业历史，也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史。

从电话难打到电话随便打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电话是人们沟通、社会交流的最主要方式。正因为此，电话难打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典型现象，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话装不上、打不通、听不清”仍在困扰着人们。

归根结底，因为当时通信发展水平落后，供给能力不足。1949年，我国电话普及率仅0.05部/百人，也就是说，每1万人才拥有5部电话。到1979年，我国电话普及率仍然很低，只有0.41部/百人。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通信业体制机制的调整以及新技术的采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程控交换技术的上马，推动我国电话事业走向大发展，“电话难打”的矛盾逐渐消除，只是在大家的记忆中留下了许多可说的故事。

当年的传呼电话要靠“吼”才能听见

公用电话传呼声飘荡数十年

“15号三楼王阿姨，侬儿子伐回来切夜饭了！”这亲切的叫电话声，曾在老上海的弄堂里“激荡数十年”。这也是我国电话发展初期的缩影，很长一段时间，私人电话凤毛麟角，公用传呼电话承担了沟通重任。

早在1952年，上海就全面开办公用电话传呼业务。在当时一篇名为《开办传呼电话记事》的文章中写道：“第一家找的对象是长寿路西康路附近弄堂口的小烟杂店，店主听到要在店堂装公用电话非常高兴，而且三分钱一次传呼费不无少补。装上电话不久，这家店果然生意兴隆，消息传开，申请装公用电话的信就接连而来，就此，我们的局面就打开了。”

文中的烟杂店，就是当年公用电话传呼业务的“第一阵地”。

很多老上海都有这样的回忆：烟杂店里，摆着一台黑色拨盘式电话机。当时的电话号码是六位数的，手指伸进拨盘上的圆孔，沿顺时针方向拨六下，遇到忙音则再来一次。一个店里一般配有1-2位传呼员，基本是住在附近的老阿姨或老爷叔，传呼费3分钱一次，打电话4分钱一次。

出生在延安中路多福里的钱先生是一位50后，家中排行老幺的他，小时候与父母和四个哥哥姐姐一起住在弄堂二层楼。出生起，他就记得弄堂口的烟杂店门口，挂着一块“公用电话”的牌子。

“那时候的传呼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传呼员直接在楼下告诉我们什么事，一种是递给我们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回电电话号码，我们再到烟杂店去回拨。如果回拨的话，传呼员就会告诉对方等在电话前。”

著名演员牛犇至今还记得弄堂口烟杂店的老大娘，每次上影厂有什么通告或工作信息，大娘都会大声嚷起来“牛同志，明天……”“她叫得那么响，半条街都知道了”牛犇回忆起往事，打趣地说。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公用电话亭，但只能接听和拨打市内电话，不能打长途电话。如果要打长途，必须要到邮局。早年邮局设有电话隔断室，小小的隔断室，门口写着1、2、3、4、5，只能容纳一个人。拨打长途，需要去邮局提出申请，向邮政人员说明所要拨打的地址。

“早年打长途时需要等待，由邮局的人先接通才可拨打。有紧急的事，都打电报。电报早期每字3.5分，拍电报都是惜字如金。60年代有一次，老家的亲戚过世了，一位电报员骑着快车来我家送信，我父亲当天晚上就坐火车赶去了。”钱先生回忆说。

公用电话传呼业务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直到后来，电话走进千家万户的日子。

线务员从闲到忙 见证电话大发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进入电话大发展时期。众多用户申请安装电话，这段时期，安装电话的线务员们成为最忙碌的人，他们奔走在城市和乡村，将电话线牵向千家万户。

王显玉就是其中一位，那段岁月，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记忆。

1978年，王显玉还是一位刚满20岁的“小鲜肉”，在上海市电话局技校学到一手维修的绝活后，他被分配到上海市话局中华分局担当一名线务员。尽管年轻人生机勃勃，可初入社会的王显玉却过得很“清闲”，因为电话在社会上根本就是件稀罕物，装得起电话的家庭可谓是凤毛麟角。

在工作的前十年，王显玉或许也猜不到电话这块“璞玉”何时才能够洗尽铅华，大放异彩。

这一天并没有等太久，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电话正式进入大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装电话，主要是出于做生意的需要。”王显玉记得，当时九江路正在发展成“名牌一条街”，卖的都是舶来品，新潮的T恤衫和好看的皮鞋动辄就要上千元，都是从广州进的货，没有电话怎么谈买卖呢？

因为上海本地的百货公司不卖进口品牌，所以九江路上的商户就更吃香了。“两三个月的工资才买得起一件T恤，私营老板没有几十万本金也不敢做这门生意。”有了电话，这些个体户就可以随时根据销量来调整进货，免得销路不好，一旦积压，赔的都是血汗钱。

电话成为“香饽饽”以后，再想装一部就难如登天了。等个1年、3年才装上电话的家庭比比皆是。

20世纪90年代末，王显玉一天要拜访的用户已经从20年前的五六家飙升到了五六十家，整整蹿了10倍。

电话局放号的时候，来申请的用户甚至能排成一公里的“长龙”，从云南中路的放号营业厅开始，一路拐到金陵东路、西藏南路、宁海东路，再回到云南中路。

申请安装电话的用户蜂拥而至，线务员从此就成了一项“苦力活”。一时间，弄堂里、马路边、水泥杆上，到处都能看到“绿衣人”忙碌的身影，最多时上海平均每天得装1000多部电话。新装班的线务员根本忙不过来，所以本职是修电话的王显玉也常常要干装电话的活，“大家每天早上7点就到单位，拿好各自的工单就分头出发了，一个线务员每天至少要装20部电话，忙到晚上七八点才能完工回单位。”

随着装机量的上升，维修工作也比早期辛苦多了。有一次，王显玉去给一位住在高层的用户修电话，不想那幢公房的电梯竟然坏了，他就蹬蹬蹬一路爬上了18楼，找到问题所在后，再跑回1楼去修线路，修好了还得再徒步登上18楼，当场打电话确认是不是修好了。像这样一天跑几十楼，对电话大发展时期的王显玉来说司空见惯。

1999年时，我国电话普及率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0.41部/百人大幅提升到13.12部/百人，打电话难的矛盾基本解决。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移动通信的发展，我国电话普及率迅猛提升，到2018年达到125.29部/百人，随时随地打电话已经彻底融入人们生活，成为平常。

移动通信从空白到领跑世界

移动通信的出现和发展，彻底改变了我国的通信格局和人们的生活，见证了我国通信事业从弱到强、从跟随到领跑的变迁。

模拟移动通信时代，网络制式五花八门，但没有一个是中国的。2G时代，GSM和CDMA唱着“二人转”，中国照样是空白。3G时代，国产TD—SCDMA成为国际三大3G标准之一，我国移动通信发展取得突破，不过TD—SCDMA只有中国在用。4G时代，我国移动通信发展处于“并跑”阶段。现在5G时代到来，在全世界范围，中国和美日韩一道，处于5G发展“第一阵营”，引领着全世界5G发展方向。

抢装电话是当时上海市民最热衷的事

从上海起步

在闻名遐迩的中华商业第一街——南京路步行街上，有一栋始建于1932年的19层建筑——“七重天”大楼。

19层的建筑放在今天可能有悖摩天大楼的美誉，可一看到“七重天”透着年代感的外观，你就不难联想到它昔日最负盛名的几个“最”：旧时上海最高的建筑、最奢华的娱乐场所、第一家歌舞厅。时至今日，前台墙面上装裱的字画与老上海餐厅的设计仍保留着一丝古韵，每天晚上人们也还可以在这里欣赏到摩登的歌舞表演。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是我国移动通信的起源地，就连楼内酒店的经理也不知道，在这栋楼的楼顶，曾竖起我国最早的通信基站。

1982年，我国自行研制的150兆赫兹移动电话系统向社会开放，上海公众移动电话网正式诞生，这是我国第一个开放的移动电话系统，基站就设在“七重天”宾馆的楼顶。当时的移动电话为车载式，也可在固定地点使用。

1987年11月，第一个模拟蜂窝移动电话系统在广东省建成并投入商用，广州开通了我国第一个移动电话局，首批用户有700个。继1987年广州“开阀”之后，1988年，上海移动电话就投入了商用。也就是俗称“砖头手机”的大哥大。经历了初期的冷遇之后，没过几年大哥大进入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一机难求的火爆程度导致2万元一部的大哥大被黑市炒到5万元。

由于大哥大必须通过烧号的方式来与号码进行绑定，因此，1992年大哥大爆红后，“放号小哥”为了连夜烧号，甚至创造了一个星期都没有回家的纪录。

当时在长途电信局负责烧号工作的凌斌就是大哥大市场“红红火火”的亲历者，他清楚地记得，1995年大哥大进行过两次集中大放号，总计卖出7万台大哥大，令上海的大哥大用户一口气突破了10万。现场同样是现款购机，不但长途电信局从交通银行请了10名工作人员带着点钞机来到放号现场，上海武警还派了一个班来维持排队秩序，毕竟人人怀里都揣着拿报纸包成的巨款。

有一阵，放号场地改到了黄浦区少年宫，凌斌和其他3名工作人员将200台大哥大存放在一间教室里，总共价值400万元。因为害怕夜里有人来偷，他们一到晚上干脆就将教室反锁，人躺在装大哥大的盒子上，在睡梦中也要守着这堆“砖头”。在“放号小哥”们的人生里，这想必也是最贵的一张床了。

曾经洋品牌满天下

国内首个移动电话系统在上海诞生十年后，我国的移动通信开始从模拟时代转向数字时代。但国内第一个GSM全数字移动电话系统并不是诞生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是浙江小城嘉兴。

1992年，原邮电部批准建设嘉兴地区GSM演示系统，到了1993年，嘉兴GSM网络正式向公众开放使用。浙江海宁企业家谢金松清楚记得这件事：“我记得当时中央电视台和广播中还为此播了新闻。当年我们嘉兴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个开通GSM网络的地方，比上海、北京都要早好几年。”

在此之前，谢金松自己使用的是模拟手机，信号不是很好，“而且已经出现了破解模拟信号的黑手机，自己的‘大哥大’容易被别人盗打，所以就决定换成信号更好、安全性更高的GSM手机。”

谢金松使用的第一部GSM手机是摩托罗拉3200，“这部手机是当时我们市民拿到手的第一款使用GSM网络手机。”谢金松说道。摩托罗拉3200给谢金松留下的第一印象还是个“砖头机”：机身长13厘米，超常的橡胶天线，重量超过一斤，而待机时间只有短短的10小时，“尽管如此，心里还是很快乐的。”

“当时嘉兴这边也只有六七个基站，我是在GSM业务正式开放前，提前一年就用上了，相当于试商用。几位老板出来吃饭，桌子上竖着好几部大哥大，天线林立，也挺壮观。”谢金松回忆道。

但没过太长时间，摩托罗拉3200失去了谢金松的“宠爱”，“好像是1995年，碰到一个生意伙伴，他用的是爱立信GH337手机，蛮小巧，揣在口袋里就行，而我这个摩托罗拉3200非要拎在手里或者装在皮包内，这挺刺激我的。”

随后，谢金松也换了部小巧的GSM手机，但他并没丢弃这部摩托罗拉3200。后来他萌生了创办手机博物馆的想法，自己使用过的摩托罗拉3200则成为他第一部手机藏品，“还好当时没丢掉”。

如今，谢金松的手机博物馆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专业手机博物馆，收藏了13000多部老手机，见证了几十年来移动通信发展的历史，经常有人来他这里借古董手机，举办各种展览。

有了这座手机博物馆，让谢金松对国内移动通信事业的发展格外有感触，“以前，我们的通信发展比较落后。在我的展馆里，你看那些老手机，绝大部分都是国外货，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NEC、三洋、飞利浦、日立、东芝、北电等等。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国产的手机就很好，真的，中国人做的东西不比其他人差。”

5G时代跑在最前沿

孙勤没用过大哥大，也没用过BB机，只在以前的港片中看过。作为一名通信“发烧友”，他很新奇，为此还跑到博物馆中去见识这些老古董。

但现在，孙勤感兴趣的是5G。而且就在这个8月，他成为国内首批5G用户，“之前就听说5G手机上网很快，自己又比较喜欢打游戏，所以就买了5G手机尝个鲜。”

体验之后，孙勤对5G的表现感到满意，“在5G网络覆盖下，5G手机不管在游戏还是视频及操作体验等各方面，相比之前用的4G手机都有很大提升，网络非常流畅。比如之前想要下载《绝地求生》的游戏大概需要2分钟，现在15秒左右就能搞定。”但他也感到遗憾，现在5G网络覆盖的地方还不多，“这也能理解，网络建设完善总归需要时间。”

随着6月6日牌照的发放，我国正式开启了5G时代的大门，提前开始规模商用征程。

移动通信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每十年会进行一代技术革新——从1G到4G，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语音到数据的演进，网络速率万倍增长。中国此前一直都是追赶者的角色，而在5G时代，中国跻身第一阵营，成为全球5G引领者，在技术、标准、产业、应用等方面，担当着重要角色，为全球5G产业链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在技术领域，据相关机构统计，中国企业在5G通信所需的标准必要专利申请数量中，占比达到34%，位于全球第一。在标准制定中，华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中国电信主持了5G基站基带性能的技术讨论和标准的制定。在终端领域，华为、中兴以及vivo、OPPO都已经发布或者即将发布5G手机及CPE设备等。在应用方面，中国公司已经展开了大量的探索，尤其医疗、教育等领域。

今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医生为患者实施达·芬奇机器人辅助下的直肠癌根治术，手术画面被同步传输到仁济医院东院实训中心和远在宁波杭州湾的仁济医院宁波医院，即使相隔100多公里，但是观摩医生照样可以“近距离”学习。

宽带发展从大国到强国

宽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之一。

对于用户来说，宽带发展带来的感受是一次次网络升级和网速提升，经历了56K网速的拨号上网、128K网速的ISDN上网，再进入M时代的ADSL上网，现在光纤时代来临，百兆宽带已经普及，千兆宽带也正进入越来越多用户的家中。

回想当初的龟速上网，很多人感到“恍若隔世”，感叹变化太快。

上海正成为双千兆第一城

上海第一位宽带用户的故事

魏中竑称得上是国内第一批网民，1995年他开始了自己的互联网生活。这时，中国互联网史上第一家商业公司瀛海威，还没有竖起那块著名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

现在，难以想象那时候的上网状态。魏中竑是中国第一代“网聊一族”，Netmeeting和ICQ是魏中竑和美国同学在线交流的主要工具。那时候，还没有QQ，更别提微信。

足以让现在的主播、网红们“汗颜”的是，魏中竑早在1996年就有了自己的个人网站，主要是电影下载。与如今的爱奇艺、优酷等在线播放高清，甚至蓝光画质不同，在那个网速龟速的年代，下载一个4M的电影预告片都要花好长时间。

当时，魏中竑在家通过Modem电话线拨号上网，上网成本真不低，他在香港花了1500港币买了Modem带回来，每月的电话费、上网费也要好几千元。之后，ISDN上网方式出现，魏中竑也申请安装使用，家中网速达到128K。

魏中竑家中网速第一次“跨越”，是在1999年。1999年国庆前夕，他无意间看到了一则安装ADSL的广告。“当时ADSL的初装费是3000元，可以打对折。装一部电话都要1000多元，1500元的ADSL也不算贵，所以没多想，立即就申请了。”

看到这则广告，魏中竑很兴奋， Modem电话线拨号和ISDN都是窄带上网方式，他想体验宽带上网会带来怎样的感觉。于是，他赶紧拨打了业务办理电话。没想到这一通电话，让自己成为上海第一位宽带用户。而且，由于他是第一个安装ADSL的家庭用户，所以被列为试点，费用全免。

1999年国庆节后，电信工作人员到魏中竑家进行了安装调试，很顺利，上海的首位宽带家庭用户就这样诞生了。

当时使用宽带的人很少，所以速度也不限制，魏中竑自己测了一下，当时的带宽大概有7.8M左右。这对用惯了拨号上网的人来说，无异于飞一样的感觉，“无论用什么形容词都描绘不出那种极速的感受。”对那个年代的网民来说，一根ADSL宽带或许比未来5G带来的上网体验更加震撼。

千兆光网扑面而来

作为一名90后，林彬对魏中竑的经历感到不可思议，怎么会有128K、512K这么慢的网速。林彬用过10M宽带、20M宽带、100M宽带，从来没用过512K的宽带，就像很多年轻人没用过BP机一样，对过去的事情感到难以置信。

两年前，林彬成为上海甚至国内首批千兆宽带用户。2016年11月，距离上海电信宣布启动千兆宽带规模商用计划后不到一个月，林彬家中用上了电信的千兆宽带。

枫庭丽苑是上海电信完成千兆网络覆盖的第一批小区，林彬家中也符合上海电信推出的“千兆回馈计划”，就这样，他家中的宽带就免费从百兆升级到千兆，进入家庭上网G时代。

之后，像林彬这样的千兆用户越来越多。在2018年10月，上海电信完成“千兆光网”建设计划，千兆能力覆盖全市，全面实现端到端“万兆到楼千兆到户”。

放眼全国，固定宽带网络已经全面迈进光纤时代，光纤宽带用户占比在全球各国中稳居首位。而在2019年，我国又吹响了新的“号角”，在今年3月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开展城市千兆宽带入户示范”被记上了重要的一笔。工信部表示，今年准备在超过300个城市部署千兆宽带网络，争取网络用户覆盖能力达到2000万。
千兆上网，正在全国范围席卷而来。


作者／钱立富 李蕴坤 钱奕昀
编辑／挨踢妹
图片／IT时报 网络
来源／《IT时报》公众号vit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