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将才智与同情心付诸实践——社会企业家的七大支柱》一书的读书随记

   

学习《将才智与同情心付诸实践——社会企业家的七大支柱》一书的读书随记

机缘巧合，今年8月的一天，我因事到北京市东城区农家女居家养老服务社找方为芳社长，她热情地向我推荐了美国工商管理博士劳伦·司比士撰写的赋能工具书——《将才智与同情心付诸实践——社会企业家的七大支柱》一书。方女士告诉我这虽只是一本工具书，但在美国自2012年出版发行至2015年4月，已经出版到第三版，并被一些大学编为了教材。同时还翻译成了俄、葡萄牙、韩语出版，也有了中文版的电子书发行，让中国的读者没有语言障碍地阅读这本书。
我，退休前曾在一家纸媒体工作了近30年，退休后亦即2003年，与友人出资举办了一家NGO组织——北京新闻文化研究所。无论是媒体人的视角，还是进行公益活动的经验，读到这本书名，我即眼睛一亮，预感到这是一本可供借鉴的书。试问：“才智”是什么？就是学问、学识、技艺、技术和聪明智慧；“同情心”又指什么？就是慈悲之心。将“同情心”与“才智”合在一起付诸行动，做出来的事一定是助人为乐利他的公益行为。虽然该书的副标题为“社会企业家的七大支柱”，读者对象好像是“社会企业家”，然实现的目标是扶弱济困，与我们的NGO组织所进行的公益活动实为“异曲同工”。
于是，我请方社长为我下载了该书，捧回家伏案认真品读。果不出所料，这本书确实是一本能给“希望改善这个世界的人提供指南”（吉米·卡特语）。这是一本由司比士博士与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两人智慧凝聚而成的公益行教课书。
这本书的作者劳伦·司比士女士

（一）
是一位知识精英，她拥有工商管理、法学荣誉博士等多个学位，还具有高级计算机安全、慈善领导者、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广泛而深厚的专业技能，被誉为“技术奇才”。她出生在纽约，童年是在美国的东海岸、中西部以及印度度过的。她的这种广泛游历使她眼界开阔，成为世界公民。她的父母在印度新德里城外为印度贫民创办了一所实验学校，这说明他的家族就有做公益的基因。
司比士博士是美国的社会企业Elfenworks的掌门人，这家制作有限公司享有世界声誉。而与该公司同名的基金会，司比士博士是它具有远见卓识的首席运营官。在这里，她组建了一支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团队，团队成员包括多媒体推广、计算机技术，还有音乐、电影、法律、金融、教育以及人文发展等多领域的优秀人才。司比士博士还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她善于运用牵线搭桥、整合资源的能力，与许多个机构建立了联盟，开展了诸如校园电影节、创建反贫困与不平等研究机构等。她持之以恒、执着地挑战着社会的一些不合理成规，并希望通过一种途径赋予社会企业家一种能力，从而使他们能更好地促进人类的福祉。她孜孜以求地寻找着能够建立起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结构，使企业的其他要素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但这个整体结构包括什么内容是什么样式？她脑海里还未形成完整的架构。
兴许是天赐良机，2006年司比士博士获得了与吉米·卡特总统会晤的机会。吉米·卡特1977年就任美国第39任总统，是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1982年卡特总统创办了卡特中心，这是一个无党派的非政府组织，中心的宗旨是“致力于维护人权以及缓解人类的苦难”。卡特总统是一位“有着国王力量却仍有一颗仆人心的人”（传记作家丹尼尔·阿瑞尔语）。他虽有总统这一精英身份，但他更多以“仆人”姿态用务实的行动在无人涉足的领域“摸着石头过河”，用他远见的卓识和特殊技能与沿途遭遇的困难作着不懈的拼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成功进行麦地那龙线虫病的根除项目就是举世瞩目的成功范例。也因此，卡特总统在NGO实践中积累的一套后来转化为司比士博士搭建七个支柱的框架标准。
当司比士博士见到吉米·卡特总统时，就急不可耐地向他讨教自己最为迫切的几个问题，她问道：“你是如何在众多可能的项目中做出选择的呢？你为什么从不会感到泄气或者不知所措？你又是如何实现变革的呢？”可能是司比士博士的智商和情商的与众不同，又或许因为她的所思所想正好吻合卡特总统的思维，因而赢得了卡特总统的赞许和信任，总统先生即向她提出了七点建议。司比士博士如获至宝，急切地将它们记录了下来：
坚持自己的愿景，不要让那些老是唱反调的人腐蚀你的思想；
运用你的特殊技能并使之发挥作用；
填补空白，真正发挥你的才能；
培养合作关系；
随时准备与人分享获得的荣誉；
建立合理的信息反馈渠道，以便于了解你的工作成效，并做好修正路线的准备；
从长远计议，为沿途可能遇到的困难做好准备。
卡特总统的建议激发了司比士博士的灵感，她将这七条建议作为提纲挈领逐一拓展开来，加以丰富、完善，逐渐演变成一个实用而又理想的行动纲领，即这本书的“七大支柱”。与卡特总统会晤之后，有了灵感的司比士博士用了较长的时间对卡特中心和其他社会企业作了深入的询问和研究，她又利用自己的基金会开展了“与希望同在奖”的评选。在评奖的过程中，她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吸引来了诸多优秀的社会企业家，并奖励那些在缓解美国贫困等社会问题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团体和个人，诸如她在书里特别加以介绍的格雷戈里·博伊尔的“老友工业”；乔伊斯·达特纳的旧金山群星璀璨项目；罗伯特·艾格的华盛顿中央厨房；保罗·法墨的健康伙伴；罗萨妮·哈格蒂的共同点及社区方案；路易斯·李的晚间儿童项目；杰克·麦康奈尔的医务工作志愿者；保罗·米诺利尼的男孩女孩希望；安娜·斯丹娜的原万盏灯项目；彼得·杨的住房产业及康复中心等等。这些获奖的团体或个人，他/她们或提供上瘾恢复训练；或为成千上万贫穷及少数民族青年提供教育及表演艺术机会；或发动大学生每天将回收的食物加以重新烹饪后，提供给处于饥饿危险中的孩子；或用富有创新的药物配置方案帮助人们与结核病、艾滋病以及与贫穷作斗争；或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并力主结束和预防无家可归现象的再生；或对流浪街头、为了食宿而被迫卖淫的儿童加以营救；或动员已退休的医务工作者为那些无法得到医疗服务的人提供服务；或帮助那些有学习能力和积极进取但处于困难中的孩子，给他们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或将环保的太阳能灯引入到最贫困最边远的地区，并筹集资金，与当地的学校和医生合作，用于改善最边远地区孩子的生活；或为戒毒后的青年提供住房或就业培训，使他们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
纵上所介绍的这些优秀社会企业家，都是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精英，由于他们的努力和付出，改变了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助推了社会的进步，他们在运作项目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司比士博士通过评奖这一平台，与社会企业家们有了深入的交流和沟通，逐渐完善、充实、丰满了她构筑的“七大支柱”的外延和内涵。让她惊喜的是，她的这“七大支柱模式”都可用来分析其他的组织机构运作轨迹，包括卡特中心，而且大家告诉她：没有一个社会企业能够提供另一种构想来替代“七大支柱”。我认为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如司比士博士信心满满地告诉读者的那样：如果你想当好一个社会企业家，这本书一定能够成为一种给力的工具、一个罗盘或者是路线图，为你到达目的地提供指南。我也相信，做NGO的人认真学习这本书会获益匪浅！
（二）
若能借鉴司比士博士“七大支柱”这一实用而又理想化的行动纲领，能够助推我们公益行动提速增效。
中国的NGO组织发展得较晚，我最早接触这个名词是上世纪90年代，当时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我所在的期刊开设了“女性NGO”专栏并由我当编辑，我才有机会接触了国内外女性NGO组织，对它们有了一定的了解。
近几年中国的NGO组织发展得很快，尤其是这两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大量的NGO组织，而且也空前活跃。但是总体讲，规模仍比较小，每个组织的自身实力仍不够强，经验也不足，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虽然这两年也出现了一些孵化组织，对分散的弱小的NGO组织进行培训，各NGO组织间也根据需要加强了联系、交流、合作，对NGO组织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助推的作用。但毋庸讳言，截止到目前为止，尚缺乏一个被大家共同接受的、具体的循序渐进的实用的路线图。
学习了司比士博士的这本书，我觉得能够加以引进借鉴，若能将书中的“七大支柱”当作导航仪，是有助于我们NGO组织提速增效的。因为我尝试着用“七大支柱”来回顾身边几个NGO组织运作过程，无一不和司比士博士归纳的“七大支柱”相吻合。现用三个实例来说明：
第一例，北京新闻文化研究所实施的“北京西北郊水源地涵养与保护”项目，与“七大支柱”的第一第二支柱相吻合。众所周知，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国际关于极度缺水的标准是每年人均500立方米，而北京每年人均水资源量仅有107立方米。联合国上世纪70年代就提出：“石油危机后，下一个危机就是水”，后又进一步强调：“水，不久将成为一个深刻的社会危机。”北京的供水有60％以上来自地下水，由于过度超采，形成了五个地下水降落漏斗。2004年，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指示：要迅速摸清北京地下水的“家底”“看看北京这口锅里有多少水？”当时北京新闻文化研究所聚集着数位北京水务方面退休的专家学者。于是大家提出了要做一个为北京缓解水荒建言献策的项目。但设置“愿景”时，各位专家仿佛像各路诸侯，他们从各自熟悉的工作范围提出主张，而且都振振有词。司比士博士在第一支柱中提到的十二步，他们几乎全部遇到了。后来，项目负责人在充分倾听大家意见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因为北京水源地在西北郊，应从源头上找问题，最终设置了一个得到大家共识的“愿景”规划，即前面提到的那个项目名称。然后大家按照规划，查阅了水利史的相关资料，到相关的湿地、河道、水库以及废弃的水利设施实地考察，通过考察和调研，弄清了造成水荒的诸种原因：有的是自然的原因已无法恢复，有的是人为的不合理利用造成的破坏，还可以缓解或可修复，诸如当时强调地面硬化，使宝贵的雨洪白白流失造成浪费。于是项目组就向相关部门提出应改硬化地面为海绵地面；又同时介绍了诸如海淀公园、市水务学校收集雨洪的经验，建议加以推广。同时在海淀园林方面打听到，在南坞、老山等地有十几个大型废弃沙石坑，将这一发现告知水务部门，若能清除坑中的建筑垃圾，可改造成雨洪蓄水池。这些信息转给水务部门后，很快被采纳，特别是南坞的沙石坑很快改建成了休闲公园的一个水景观。大家自然听到这个信息十分的惊喜。
但项目实施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虽然项目组成员大多是专家学者，但在处理有关事宜方面却难获得一致的意见。比如项目组有人获知，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经召开论证会后，决定花巨资在颐和园东门附近新建一个巨型南水北调来水储水池。大家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这一方案不妥，因为在北坞村附近就有清代遗留的三个干涸的湖——高水湖、养水湖和泄水湖，并且没有任何建筑物，只需加以整修一下就可利用，这样既保护了水文物又节约了资金。但有的专家却表示为难，认为这个已论证通过的方案靠几个退休人员来推翻难度太大。但大部分专家认为应该攻坚克难，据理力争，坚信项目组的主张是合理的、切实可行的。于是积极主动地通过相关渠道把项目组的建议通报给了包括分管水务工作的副市长，同时派相关专家登门向决策部门陈述大家的主张和理由。经过一番紧张的工作，项目组的意见得以采纳。因为该项目始终充分调动专家们的综合知识和技能，项目做得很有成效，最终该项目获得市级科技二等奖。
第二个例子，与“第四支柱——合作关系”和“第五支柱——共享荣誉”非常吻合。
2015年，北京先河社工服务中心承接了北京福利彩票招标项目，题为“挖掘岁月宝藏，传承慈孝文化”助老公益项目，规划中有“为50位老人整理人生故事纪念册”的内容，其中有文字整理、老照片搜集和录像等内容。显然，单靠中心单打独斗，在短时间完成任务有一定困难。于是，中心主任王世宏女士利用雄厚的人脉资源优势，联系了昌平区霍营街道、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等相关机构，请帮助提供被采访的老人名单，协助征得老人们的接纳和配合，得以登堂入室访问交谈和录像；联系到了河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专业即将毕业的学生孟文静来协助录像，邀请北京新闻文化研究所顾兰英编审来共同完成整理采访的任务。虽然大家临时合作，但各司其职，相互配合默契，合作得很融洽，如期完成了任务。
这个项目是在各方面合作下完成的，也便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合作团队。大家之所以合作很愉快，与该中心王世宏主任能够与合作方共享荣誉和成果很有关系。比如，河南师范大学的孟文静同学要提供有质量的毕业作品，她当时觉得时间紧，有些手脚无措。团队就给她出主意，如在采访中接触到了一位叫丁仲华的90岁新四军老战士。老人既保存有较完整的老照片，而且身心健康，还在发挥革命传统，持之以恒地做公益活动，可谓宝刀不老。采访团队就建议孟文静拍一个反映丁仲华“老兵新传”的纪录片，结果孟文静以丁仲华事迹拍摄的毕业作品得到了学校的好评。项目进程中，无论是组织者、采访者或被采访者，彼此都很真诚、热情、相互尊重，还经常交流沟通，从而达到了“以事会友”的目的，彼此建立起了很好的友谊关系，大家都很愉快、开心。
第三个例子，与“第六支柱——信息反馈”和“第七支柱——坚持的力量”相吻合。
这是由方为芳领衔执行的北京市东城区农家女居家养老服务社运作的“东城区独居空巢老人志愿服务项目”。该项目受益群体涉及东城区17个街道187个社区里的1800户独居空巢老人。可以说，这么大的工作量，可能很多人会望而却步，但方为芳他们把项目做得很好，取得了出人意外的双赢效果。这其中所秉持两条很关键。
其一，信息反馈。首先是招募志愿者，方为芳的服务社日常就有较多的家政服务员与服务社有联系，服务社建立有工会，有一批会员，他们便将招募信息在这些成员中广为宣传、发动，并由这些志愿者再将招募信息给其他人，从而保证了志愿者队伍的建立和人员的到位。志愿者队伍确立后，便开始对志愿者进行培训，了解独居老人的生理、心理、社会等各方面的特征，规范入户服务程序，让老人有尊严地享受志愿者服务。同时，通过社区服务中心召集各街道、社区居委会摸底寻找到独居空巢老人和困难老人的困难需求，进行初步的资料和数据的收集。掌握有了这两方面的信息，才开始有的放矢地入户服务。
为了能够叩得开门，让老人接纳志愿者的服务，服务社特印制了宣传页，入户时送到老人的手上，让老人知道入户服务的相关信息，从而让老人对服务内容有所了解，不至于提计划外要求。
这么大批量的入户服务举动，有个渐行渐进的过程，刚开始，由居委会的人陪同志愿者入户，以此赢得老人的信任与配合。为了避免在服务时出差错，积累总结经验，志愿者每次服务结束，都让老人签填评价信息表（派工单），同时服务社也会打电话抽查回访老人对服务的满意度，更好地掌握志愿者入户服务的质量与效果，根据信息反馈及时调整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志愿者也定期向服务社汇报服务情况，从而保障了真正做好服务，不走过场。同时，为老人服务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按照服务中服务员与老人交往的加深、友情的建立，服务的内容也会有所增加。如一独居老人因为儿子早逝，悲痛得茶不思饭不香，精神不振。志愿者除给她做保洁外，发现老人更需要有人帮她打开心结。服务社根据反馈的信息增加了聊天员，结果由于进行了心理疏导，带这位老人走出了阴云，老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表示也要走出家门，分享外边的精彩。再例如，高龄老人因出门不易，理发成了难题，信息反馈到服务社，因方为芳社长有很好的理发手艺，便登门给老人理了发，让老人重又精神起来，得到了老人和老人子女的点赞。从此，为老服务又增加了为高龄老人理发一项。
居家养老尤其是高龄老人，生活中有着诸多无法自己解决的急需问题，志愿者上门服务，帮助保洁、做饭、陪同看病和聊天等，沟通了志愿者与老人间的情感，志愿者们也在受益和成长，老人们用赞美感激的态度对待志愿者们，志愿者们也从助人中学到了本领，提升了对自己工作价值的认识，增强了交流能力，内心变得逐渐强大，特别感到自己潜能有这么多这么强大，连自己也难以想象，过去一些家政工认为做“保姆”不好听，做志愿服务后认为这也是一项很高尚的工作，自己的状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信息的反馈，也让方为芳等组织者信心大增，攻坚克难，坚持把项目做好。
这个项目从2013年3月启动到2014年元月结束，每月每户2次的服务，不仅面广量大而且长达11个月，能够坚持，组织管理和协调非常需要。服务社的每位工作人员，尤其方社长可以说是全力以赴，没有节假日没有白天黑夜，也正是这次项目的执行，培养出了一支团结能干的志愿者队伍，也使方社长的管理协调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如今，她不仅领导着服务社，还管理两个养老院，都管理得井然有序，这与她潜能的激发很有关系。
这里我想慎重地说明的一点是，劳伦·司比士博士的“七大支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实用而又理想的行动纲领，是一幅具体且循序渐进的变革路线图，就好比“自古华山一条路”，NGO组织开展公益行动，几乎都难以逾越出“七大支柱”的框架。我之所以举上述的三个身边NGO组织的例子，只是想说司比士博士的路线图也适合中国的NGO组织，并可找出现实的例子，而非是断章取义，相信不会有人误读我的用意。
（三）
“七大支柱”是个好的框架，但美国有美国的国情和文化，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和文化，所以我主张“活学活用”，不要照搬硬套。
比如“第六大支柱——不复制”。这一条有它合理的部分，我领会它是说既不要走别人的老路，嚼别人嚼过的馍，应有崭新的理念和眼光，去寻找填补空白的事做，要做开拓者，当拓荒牛。
但是，应该看到，中国的NGO组织还不够强大，还难以像商界大亨那样在某个业务范围内把市场份额占得很大，让竞争对手难以比拼。如今中国的NGO队伍还微小，不够强大，但是需要服务的方面很宽泛，受益人群也很庞大，谁也难做“独霸老大”，我们需要的是有打头阵的开拓者，勇敢披荆斩棘开拓出一条新路，然后让更多的人跟上来，形成一支队伍，去克难攻坚。所以，我认为，中国的NGO组织应该抱团取暖，经验共享。如有成功的典型，大加推广，复制得越多越好！
当然，我仍然很感谢劳伦·司比士博士将她苦心凝练出的这么好的“七大支柱”与我们共享。

顾兰英   北京新闻文化研究所副主任